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

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，我到重庆去看一位朋友。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。走上一段阴暗的反面的楼梯，进到一间有方桌和几张竹椅的屋子。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，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，和外间只隔一帘布帘。她不在家，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，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，叫我等着她。

我在她桌前坐下，随手拿起报纸来看，忽然听见楼板吱吱一声开了。过了一会，又听见有人在那动那竹篾子。我掀开布帘，看见一个小姑娘，只有八九岁光景，瘦瘦的苍白的脸，冻得发紫的嘴唇，头发很短，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裳，光脚穿一双草鞋，正仰在登上竹篾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，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，把手缩了回来。

我问她：“你要打电话吗？”她一面爬下竹篾，一面点头说：“我要××医院，找胡大夫，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！”我问她：“你知道××医院的电话号码吗？”她摇头说：“我正想问电话局……”我连忙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了医院的号码，就对她说：“找到了大夫，我替你打家去呢？”她说：“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，她就会来的。”我把电话打通了，她感激地谢了我，回头就是走。我忙对她说：“你们家远吗？”她指着窗外说：“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，一下就走到的。”说着就登、登、登下楼去了。

我又回到屋里去，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，又拿起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来看，看了一半，天色越发沉了，我的朋友还不回来。我无聊地站了起来，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，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，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。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桔子，塞在手提袋里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，走到那小屋的门口。

我轻轻地扣着板门，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。抬头看了我一下，后来就微笑了，招手叫我进去。这是一间很小很黑的屋，靠墙的板铺上，她的妈妈躺着平躺着，大约是睡着了，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，她的脸向里侧着，只看见她的乱发，和脑后的一个大辫子。门边一个小火炉，上面放着一个小砂锅，微微地冒着热气。

这小姑娘把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，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，在炉边在发劳力，不能地打量我。我轻轻地问她：“大夫来过了吗？”她说：“来过了，给妈妈打了一针……她现在很好。”她又怯怯地说：“你放心，大夫明早还要来的。”我说：“她吃过东西吗？该喝些什么？”她笑说：“红薯稀饭——我们的新年饭。”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，就拿出桔子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。她没有作声，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桔子，用小刀削去了上面的一段皮，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片轻轻地掰下来。

我低声问：“你家还有什么人么？”她说：“现在没有什么人，我爸爸到外面去了……”她没有说下去，只慢慢地从炕皮里掏出一颗一颗的桔瓣来，放在她妈妈的唇边。

炉火的微光，渐渐地暗下去，外面更黑了。我站起来要走，她拉住我，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麻线的火针，把那个小桔的四周用针挑起来，像一个小笼儿似的，又从窗口上拿了一段短的洋蜡头，放在里面点起来，递给我说：“天黑了，路滑，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！”我微微地接过，谢了她，她送我出到门外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她又笑笑地对我说：“不久，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。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。”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，最后按到我的手上：“我们‘大家’都好了！”显然，这个“大家”也包括在她内的。

我提着这盏灵巧的小桔灯，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。这腾跳的桔红的光，实在照不了多远，但这小姑娘的镇定、勇敢、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，使我觉得眼前无限光明！

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，问见我提着小桔灯，便问我从哪里来。我说：“从……从王春林家来。”她惊异地说：“王春林，那个木匠，你怎么认得他？去年山下××医院里，有几个学生，被迫地去生产先走了，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，据说他常常帮那些学生送信……”当夜，我就离开那山村，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。

但是从那时起，每逢春节，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。十二年过去了，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。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？因为我们“大家”都好了！

（写于 1957 年 1 月）

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

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，我到重庆去看一位朋友。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。走上一段阴暗的反面的楼梯，进到一间有方桌和几张竹椅的屋子。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，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，和外间只隔一帘布帘。她不在家，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，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，叫我等着她。

我在她桌前坐下，随手拿起报纸来看，忽然听见楼板吱吱一声开了。过了一会，又听见有人在那动那竹篾子。我掀开布帘，看见一个小姑娘，只有八九岁光景，瘦瘦的苍白的脸，冻得发紫的嘴唇，头发很短，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裳，光脚穿一双草鞋，正仰在登上竹篾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，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，把手缩了回来。

我问她：“你要打电话吗？”她一面爬下竹篾，一面点头说：“我要××医院，找胡大夫，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！”我问她：“你知道××医院的电话号码吗？”她摇头说：“我正想问电话局……”我连忙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了医院的号码，就对她说：“找到了大夫，我替你打家去呢？”她说：“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，她就会来的。”我把电话打通了，她感激地谢了我，回头就是走。我忙对她说：“你们家远吗？”她指着窗外说：“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，一下就走到的。”说着就登、登、登下楼去了。

我又回到屋里去，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，又拿起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来看，看了一半，天色越发沉了，我的朋友还不回来。我无聊地站了起来，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，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，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。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桔子，塞在手提袋里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，走到那小屋的门口。

我轻轻地扣着板门，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。抬头看了我一下，后来就微笑了，招手叫我进去。这是一间很小很黑的屋，靠墙的板铺上，她的妈妈躺着平躺着，大约是睡着了，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，她的脸向里侧着，只看见她的乱发，和脑后的一个大辫子。门边一个小火炉，上面放着一个小砂锅，微微地冒着热气。

这小姑娘把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，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，在炉边在发劳力，不能地打量我。我轻轻地问她：“大夫来过了吗？”她说：“来过了，给妈妈打了一针……她现在很好。”她又怯怯地说：“你放心，大夫明早还要来的。”我说：“她吃过东西吗？该喝些什么？”她笑说：“红薯稀饭——我们的新年饭。”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，就拿出桔子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。她没有作声，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桔子，用小刀削去了上面的一段皮，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片轻轻地掰下来。

我低声问：“你家还有什么人么？”她说：“现在没有什么人，我爸爸到外面去了……”她没有说下去，只慢慢地从炕皮里掏出一颗一颗的桔瓣来，放在她妈妈的唇边。

炉火的微光，渐渐地暗下去，外面更黑了。我站起来要走，她拉住我，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麻线的火针，把那个小桔的四周用针挑起来，像一个小笼儿似的，又从窗口上拿了一段短的洋蜡头，放在里面点起来，递给我说：“天黑了，路滑，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！”我微微地接过，谢了她，她送我出到门外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她又笑笑地对我说：“不久，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。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。”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，最后按到我的手上：“我们‘大家’都好了！”显然，这个“大家”也包括在她内的。

我提着这盏灵巧的小桔灯，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。这腾跳的桔红的光，实在照不了多远，但这小姑娘的镇定、勇敢、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，使我觉得眼前无限光明！

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，问见我提着小桔灯，便问我从哪里来。我说：“从……从王春林家来。”她惊异地说：“王春林，那个木匠，你怎么认得他？去年山下××医院里，有几个学生，被迫地去生产先走了，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，据说他常常帮那些学生送信……”当夜，我就离开那山村，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。

但是从那时起，每逢春节，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。十二年过去了，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。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？因为我们“大家”都好了！

（写于 1957 年 1 月）

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

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，我到重庆去看一位朋友。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。走上一段阴暗的反面的楼梯，进到一间有方桌和几张竹椅的屋子。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，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，和外间只隔一帘布帘。她不在家，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，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，叫我等着她。

我在她桌前坐下，随手拿起报纸来看，忽然听见楼板吱吱一声开了。过了一会，又听见有人在那动那竹篾子。我掀开布帘，看见一个小姑娘，只有八九岁光景，瘦瘦的苍白的脸，冻得发紫的嘴唇，头发很短，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裳，光脚穿一双草鞋，正仰在登上竹篾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，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，把手缩了回来。

我问她：“你要打电话吗？”她一面爬下竹篾，一面点头说：“我要××医院，找胡大夫，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！”我问她：“你知道××医院的电话号码吗？”她摇头说：“我正想问电话局……”我连忙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了医院的号码，就对她说：“找到了大夫，我替你打家去呢？”她说：“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，她就会来的。”我把电话打通了，她感激地谢了我，回头就是走。我忙对她说：“你们家远吗？”她指着窗外说：“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，一下就走到的。”说着就登、登、登下楼去了。

我又回到屋里去，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，又拿起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来看，看了一半，天色越发沉了，我的朋友还不回来。我无聊地站了起来，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，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，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。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桔子，塞在手提袋里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，走到那小屋的门口。

我轻轻地扣着板门，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。抬头看了我一下，后来就微笑了，招手叫我进去。这是一间很小很黑的屋，靠墙的板铺上，她的妈妈躺着平躺着，大约是睡着了，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，她的脸向里侧着，只看见她的乱发，和脑后的一个大辫子。门边一个小火炉，上面放着一个小砂锅，微微地冒着热气。

这小姑娘把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，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，在炉边在发劳力，不能地打量我。我轻轻地问她：“大夫来过了吗？”她说：“来过了，给妈妈打了一针……她现在很好。”她又怯怯地说：“你放心，大夫明早还要来的。”我说：“她吃过东西吗？该喝些什么？”她笑说：“红薯稀饭——我们的新年饭。”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，就拿出桔子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。她没有作声，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桔子，用小刀削去了上面的一段皮，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片轻轻地掰下来。

我低声问：“你家还有什么人么？”她说：“现在没有什么人，我爸爸到外面去了……”她没有说下去，只慢慢地从炕皮里掏出一颗一颗的桔瓣来，放在她妈妈的唇边。

炉火的微光，渐渐地暗下去，外面更黑了。我站起来要走，她拉住我，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麻线的火针，把那个小桔的四周用针挑起来，像一个小笼儿似的，又从窗口上拿了一段短的洋蜡头，放在里面点起来，递给我说：“天黑了，路滑，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！”我微微地接过，谢了她，她送我出到门外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她又笑笑地对我说：“不久，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。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。”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，最后按到我的手上：“我们‘大家’都好了！”显然，这个“大家”也包括在她内的。

我提着这盏灵巧的小桔灯，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。这腾跳的桔红的光，实在照不了多远，但这小姑娘的镇定、勇敢、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，使我觉得眼前无限光明！

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，问见我提着小桔灯，便问我从哪里来。我说：“从……从王春林家来。”她惊异地说：“王春林，那个木匠，你怎么认得他？去年山下××医院里，有几个学生，被迫地去生产先走了，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，据说他常常帮那些学生送信……”当夜，我就离开那山村，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。

但是从那时起，每逢春节，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。十二年过去了，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。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？因为我们“大家”都好了！

（写于 1957 年 1 月）

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

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，我到重庆去看一位朋友。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。走上一段阴暗的反面的楼梯，进到一间有方桌和几张竹椅的屋子。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，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，和外间只隔一帘布帘。她不在家，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，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，叫我等着她。

我在她桌前坐下，随手拿起报纸来看，忽然听见楼板吱吱一声开了。过了一会，又听见有人在那动那竹篾子。我掀开布帘，看见一个小姑娘，只有八九岁光景，瘦瘦的苍白的脸，冻得发紫的嘴唇，头发很短，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裳，光脚穿一双草鞋，正仰在登上竹篾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，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，把手缩了回来。

我问她：“你要打电话吗？”她一面爬下竹篾，一面点头说：“我要××医院，找胡大夫，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！”我问她：“你知道××医院的电话号码吗？”她摇头说：“我正想问电话局……”我连忙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了医院的号码，就对她说：“找到了大夫，我替你打家去呢？”她说：“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，她就会来的。”我把电话打通了，她感激地谢了我，回头就是走。我忙对她说：“你们家远吗？”她指着窗外说：“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，一下就走到的。”说着就登、登、登下楼去了。

我又回到屋里去，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，又拿起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来看，看了一半，天色越发沉了，我的朋友还不回来。我无聊地站了起来，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，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，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。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桔子，塞在手提袋里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，走到那小屋的门口。

我轻轻地扣着板门，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。抬头看了我一下，后来就微笑了，招手叫我进去。这是一间很小很黑的屋，靠墙的板铺上，她的妈妈躺着平躺着，大约是睡着了，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，她的脸向里侧着，只看见她的乱发，和脑后的一个大辫子。门边一个小火炉，上面放着一个小砂锅，微微地冒着热气。

这小姑娘把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，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，在炉边在发劳力，不能地打量我。我轻轻地问她：“大夫来过了吗？”她说：“来过了，给妈妈打了一针……她现在很好。”她又怯怯地说：“你放心，大夫明早还要来的。”我说：“她吃过东西吗？该喝些什么？”她笑说：“红薯稀饭——我们的新年饭。”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，就拿出桔子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。她没有作声，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桔子，用小刀削去了上面的一段皮，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片轻轻地掰下来。

我低声问：“你家还有什么人么？”她说：“现在没有什么人，我爸爸到外面去了……”她没有说下去，只慢慢地从炕皮里掏出一颗一颗的桔瓣来，放在她妈妈的唇边。

炉火的微光，渐渐地暗下去，外面更黑了。我站起来要走，她拉住我，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麻线的火针，把那个小桔的四周用针挑起来，像一个小笼儿似的，又从窗口上拿了一段短的洋蜡头，放在里面点起来，递给我说：“天黑了，路滑，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！”我微微地接过，谢了她，她送我出到门外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她又笑笑地对我说：“不久，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。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。”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，最后按到我的手上：“我们‘大家’都好了！”显然，这个“大家”也包括在她内的。

我提着这盏灵巧的小桔灯，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。这腾跳的桔红的光，实在照不了多远，但这小姑娘的镇定、勇敢、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，使我觉得眼前无限光明！

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，问见我提着小桔灯，便问我从哪里来。我说：“从……从王春林家来。”她惊异地说：“王春林，那个木匠，你怎么认得他？去年山下××医院里，有几个学生，被迫地去生产先走了，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，据说他常常帮那些学生送信……”当夜，我就离开那山村，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。

但是从那时起，每逢春节，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。十二年过去了，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。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？因为我们“大家”都好了！

（写于 1957 年 1 月）

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

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，我到重庆去看一位朋友。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。走上一段阴暗的反面的楼梯，进到一间有方桌和几张竹椅的屋子。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，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，和外间只隔一帘布帘。她不在家，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，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，叫我等着她。

我在她桌前坐下，随手拿起报纸来看，忽然听见楼板吱吱一声开了。过了一会，又听见有人在那动那竹篾子。我掀开布帘，看见一个小姑娘，只有八九岁光景，瘦瘦的苍白的脸，冻得发紫的嘴唇，头发很短，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裳，光脚穿一双草鞋，正仰在登上竹篾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，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，把手缩了回来。

我问她：“你要打电话吗？”她一面爬下竹篾，一面点头说：“我要××医院，找胡大夫，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！”我问她：“你知道××医院的电话号码吗？”她摇头说：“我正想问电话局……”我连忙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了医院的号码，就对她说：“找到了大夫，我替你打家去呢？”她说：“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，她就会来的。”我把电话打通了，她感激地谢了我，回头就是走。我忙对她说：“你们家远吗？”她指着窗外说：“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，一下就走到的。”说着就登、登、登下楼去了。

我又回到屋里去，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，又拿起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来看，看了一半，天色越发沉了，我的朋友还不回来。我无聊地站了起来，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，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，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。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桔子，塞在手提袋里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，走到那小屋的门口。

我轻轻地扣着板门，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。抬头看了我一下，后来就微笑了，招手叫我进去。这是一间很小很黑的屋，靠墙的板铺上，她的妈妈躺着平躺着，大约是睡着了，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，她的脸向里侧着，只看见她的乱发，和脑后的一个大辫子。门边一个小火炉，上面放着一个小砂锅，微微地冒着热气。

这小姑娘把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，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，在炉边在发劳力，不能地打量我。我轻轻地问她：“大夫来过了吗？”她说：“来过了，给妈妈打了一针……她现在很好。”她又怯怯地说：“你放心，大夫明早还要来的。”我说：“她吃过东西吗？该喝些什么？”她笑说：“红薯稀饭——我们的新年饭。”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，就拿出桔子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。她没有作声，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桔子，用小刀削去了上面的一段皮，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片轻轻地掰下来。

我低声问：“你家还有什么人么？”她说：“现在没有什么人，我爸爸到外面去了……”她没有说下去，只慢慢地从炕皮里掏出一颗一颗的桔瓣来，放在她妈妈的唇边。

炉火的微光，渐渐地暗下去，外面更黑了。我站起来要走，她拉住我，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麻线的火针，把那个小桔的四周用针挑起来，像一个小笼儿似的，又从窗口上拿了一段短的洋蜡头，放在里面点起来，递给我说：“天黑了，路滑，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！”我微微地接过，谢了她，她送我出到门外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她又笑笑地对我说：“不久，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。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。”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，最后按到我的手上：“我们‘大家’都好了！”显然，这个“大家”也包括在她内的。

我提着这盏灵巧的小桔灯，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。这腾跳的桔红的光，实在照不了多远，但这小姑娘的镇定、勇敢、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，使我觉得眼前无限光明！

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，问见我提着小桔灯，便问我从哪里来。我说：“从……从王春林家来。”她惊异地说：“王春林，那个木匠，你怎么认得他？去年山下××医院里，有几个学生，被迫地去生产先走了，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，据说他常常帮那些学生送信……”当夜，我就离开那山村，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。

但是从那时起，每逢春节，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。十二年过去了，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。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？因为我们“大家”都好了！

（写于 1957 年 1 月）